你在痛苦的时候，就不会问什么叫痛苦，而你在快乐的时候、也不会问什么叫快乐。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叶,何士光这个名字被贵州文学界私下称为“一面旗帜”,无疑是对他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创作成果的肯定。即便在当下,文学越来越趋于边沿(事实上文学已经真正回到它本来的状态和轨道上)、甚至有不少想借文学“发迹”而非忠实于心灵苦旅的人纷纷抛笔而去的今天,何士光和他的另一种拷问生命的写作仍然被很多人回想和言说。

应该说,何士光的写作分两个阶段,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远行》和《日子》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尽管不那么沟渠分明,但看得出,之后的写作已不再宥于讲述有头有尾的故事和告诉读者文本以内的东西。而是注重于,其实也是以自然散淡但并不缺乏语言张力,反倒韵味十足、滋性丰盈的笔风去探索琐细的生活和平凡的日子。只是无论他以何种手段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的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他上世纪80年代初的《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和《远行》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奠定了他在贵州小说史中的显著地位。审视他这个时期和后来刊载的大量文字,不难发现其不同文体所隐含的内蕴却是一致的:便是对人生的觉醒及生命进程的思索。

《乡场上》的冯幺爸是一个朴实而又有几分韧性的典型农民形象,他憧憬美好未来的想法,“只要国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样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人过不去,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怕哪样……”与其说这是改革之初农民们的普遍心态,倒不如说是何士光本人从那时起已经开始对命运的思考。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这篇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乡场上》当年被中央权威刊物《红旗》杂志破例转载。

何士光生长在贵阳,大学毕业不久就被“下放”到凤冈乡下教书,17年后才回到故土。生活的磨砺和心灵苦旅使他逐渐超越了对人生的浅尝认知,他不再用精彩的故事和有序的情节来铺排生活,而是演变为淡淡的具有牵引力却又不动声色的语言去诉说一件件富有哲思的事情,或人生的途程。比如他的《城市与孩子》一开始就这样说道:“我离开故乡贵阳,来到这远远的梨花屯乡场,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光阴不能说很长,但也足以洗去许多的旧迹……对于故乡的城市来说……并不曾要把什么格外的东西昭示于往来的儿女们;但后来却化为一缕悠悠的乡情……”

品读如此沁人心脾的诗意的句子,你会被一种带有淡淡忧伤的情愫包围,心灵在澄寂中豁然而慰藉。

这诚然是何士光文字的魅力所在。

“是不是呢?”这也是他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句式。不难理解,这是何士光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另一种思索。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他创作的文本,他都没有武断的去对问题定论,而是用迂回曲折的文字牵引着读者一路感受、一路体悟。结果呢是没有的,但结果又隐藏在这一路的“途程”中。

因此他后来写作的表现形式与上世纪70年末80年初比较,变化是凸现的,认真说大部分作品已经淡出了小说的架构。这在何士光看来,小说的空间承载他要表现的思想和语言似乎有些捉襟见肘。上世纪90年代末期写作的《烦恼与菩提》一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又始终没有脱离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你在痛苦的时候,就不会问什么叫痛苦,而你在快乐的时候,也不会问什么叫快乐……”那么快乐在哪里呢?“若是心里有一个依靠,即使是身居陋巷,一箪食,一壶水,便人不解其忧、也不解其乐;若是心里没有一个依靠,纵然是置身在高楼大厦之中,有说不尽的荣华富贵,一颗心也还是落不下来……”

这便是何士光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和终极关怀。贵州文坛侠客行之三何士光及其文本对生命的关怀。